“爱你老己”，成了不少年轻人迎接2026年的一句开场白。

这句话透着轻松感，甚至带点自嘲意味，却迅速在社交平台蔓延开来。它不似传统自我激励那般郑重，更偏向一种日常化的公开表达——即便身处压力、不确定性与疲惫之中，优先照顾好自己与情绪，也绝非可耻之事。

曾几何时，情绪被视作纯粹的“私人问题”。但近些年，演唱会热潮、“AI陪伴”等现象频繁进入公共视野，情绪逐渐成为可被探讨、可被回应的公共体验。人们愈发习惯通过消费、服务与平台疏导情绪，被安慰、被理解、被回应，慢慢变成一种可期待、甚至可购买的体验。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情绪经济悄然浮出水面。

什么是情绪经济？

“情绪化设计塑造了情绪模型，建构了将消费最大化的情绪典范。今天，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绪。”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如此写道。

情绪经济的起点是“情绪消费”。传统经济学假定消费者基于理性与功能价值做决策，但行为经济学早已证实，情绪在购买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所谓情绪消费，是消费者为满足内心愉悦、慰藉、认同或释放压力等情感需求而产生的消费行为，其价值核心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被感知”的过程。

情感与消费的绑定并非今日才有。一个世纪前，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就曾上演过经典的情绪营销案例。1929年复活节游行上，他雇佣一群女性手持点燃的香烟走上纽约第五大道，高呼“自由的火炬”，将香烟巧妙包装为女性解放的象征。这场公关秀直接推动女性烟民数量激增，印证了情感符号能为商品赋予强大附加价值。时至今日，“自由”“快乐”“爱”等情感符码，依旧是无数商品营销的核心灵魂。

而情绪经济，更直白地将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作为核心，成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不再局限于功能性、性价比主导的逻辑，反而更愿意为能带来情感共鸣、心理安慰、自我认同的产品买单。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单纯的情绪消费，情绪经济的成立需满足三层核心含义。其一，情绪不再只是影响消费的因素，其本身已成为可打包、设计与交易的商品；其二，情绪经济的生产者不仅包括内容创作者与品牌，还涵盖掌握算法和传感技术的平台，它们通过捕捉、分析情绪数据，重塑产品设计与营销模式；其三，情绪经济要求品牌从提供功能性价值转向输出意义、建立共情，维系与消费者的长期情感联结。

泡泡玛特：情绪经济的现实样本

在中国消费市场中，泡泡玛特是理解情绪经济运作逻辑的绝佳样本。其盲盒模式的核心，并非玩偶本身，而是刻意设计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购买时无法预知所得款式，这种信息差制造出期待与紧张感，而隐藏款的设置更引入了类似抽奖的回报机制。多项盲盒消费研究表明，这种不确定性通过提升“情绪价值”显著增强购买意愿，且情绪价值在所有感知价值中影响最为突出。换言之，消费者支付的并非单纯的物理商品，而是一段被精心设计的情绪体验。

这正对应了情绪经济的第一层含义：情绪本身被商品化。泡泡玛特出售的不是确定的产品，而是一段伴随情绪波动的过程，其可复制性与规模化特质，让情绪成为可交易的经济对象。

而情绪之所以能成为稳定的商业资源，还依赖第二层机制——平台化与数据化生产。泡泡玛特不仅发行IP，更通过会员体系、销售数据、复购率、抽盒概率及二级市场价格，持续监测消费者对不同IP和系列的情绪反应。注册会员数、会员复购率与IP生命周期管理，实质上构成了一套“情绪反馈”运营系统。哪些角色更易引发收藏欲、哪些系列更快让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都能被量化分析，并反哺到下一轮产品设计与发行节奏中。

从这个角度看，泡泡玛特的商业模式不仅依赖创意，更依托一套“情绪转数据、数据调供给”的闭环机制，使其更接近“情绪供给链”，而非单纯的零售网络。

第三层含义则体现在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重构上。泡泡玛特的IP绝非单纯的产品图案，而是被持续经营的情感符号。通过会员体系、社群互动、主题空间与联名活动，消费者与IP之间形成的是可延续的情感联结，而非一次性交易。企业的目标也从“完成单笔销售”转向“维系长期连接”，以此提升复购率、降低获客成本。

三层机制叠加之下，泡泡玛特的商业逻辑不再围绕生产效率或功能差异展开，而是聚焦于情绪的设计、测量与维系。在此结构中，情绪不再只是影响消费的心理因素，更成为被系统性组织与变现的经济资源——这正是情绪经济在现实市场中的具象呈现。

情绪经济：从蓝海到万亿红海

事实上，情绪经济正快速从“蓝海”转向“红海”。早在泡泡玛特爆红、情绪经济引发广泛关注之前，MobTech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情绪经济消费人群洞察报告》就显示，当年“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已成为中国年轻人消费的首要动因，相关比例超40.1%，意味着近半数年轻消费者将愉悦感、心理满足与兴趣驱动置于购买决策核心。同年，艾媒咨询《2025–2029年情绪经济趋势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约2.3万亿元，预计未来数年持续增长，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

同时，情感作为经济资本，也被纳入更广阔的“情绪经济”概念。在经济学家定义中，情绪经济被描述为“让人们的内心体验成为经济资产”，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偏好、日常习惯、生活意图等情感表达，构成“共感网络”，可转化为实际经济价值。

具体而言，短视频与社交平台实则在经营一张“情绪网络”。用户的停留时长、点赞、评论语气、转发行为，都被用于判断哪些内容更易引发情绪反应——无论是愤怒、共鸣还是安慰。算法据此调整推荐策略，使情绪成为流量分配的重要依据。在这里，情绪不仅是被表达的对象，更被系统性捕捉、放大，转化为可运营的注意力资源。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陪伴型AI与情绪服务。冥想、睡眠、虚拟陪伴、心理疏导类应用出售的并非信息，而是被回应、被理解的心理感受。用户的每一次情绪波动，都会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数据资产，用于延长使用时长、提升用户黏性。

情绪经济的崛起动因

情绪经济的出现，表面上像是“消费升级”与“口红经济”的混合体。一方面，它延续了消费升级的路径——当商品功能逐渐同质化，体验、氛围与自我感受成为溢价核心来源；另一方面，它也带有“口红效应”的逆周期属性——在不确定性与压力攀升的时期，人们更愿意为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快乐、安慰与掌控感付费。

更易被忽视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是推动情绪经济崛起的潜在动力。美国学者罗兰·拉斯特与黄明晖在《感觉经济：人工智能如何创造共情时代》中提出，当人工智能逐步接管数据处理、计算、预测等“思考任务”，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被迫且凸显地转向“感觉任务”，即沟通、共情、审美、创意等情感劳动。基于美国劳工部数百万份工作任务数据的分析，两人指出，2006年至2016年间，各行业任务结构普遍从“思考”向“感觉”迁移，预示着从“思考经济”到“感觉经济”的转型。

因此，随着AI渗透的不断加深，围绕情感共鸣、心理安慰、自我认同展开的情绪经济，其重要性只会愈发凸显。

情绪经济“三重门”：悦己、陪伴与愤怒

近两年，诸多看似分散却持续刷屏的热点现象，共同勾勒出情绪经济的多元侧面——2026年，年轻人以“爱你老己”开启新年；2025年，演唱会一票难求、AI陪伴走进日常，社交平台情绪冲突愈发密集。这些现象都在印证：情绪正被越来越明确地纳入消费、互动与平台运作的核心。

其中，悦己、陪伴与愤怒，构成了情绪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运作形态。

悦己经济：把“爱自己”变成日常实践

2026年初“爱你老己”的刷屏，将“悦己经济”推向公众视野。“老己”的“己”即自己，年轻人以第三人称将自己当作“老朋友”，把带有道德训诫意味的“爱自己”，转化为更轻巧、日常、可落地的表达——比如买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或是安排一趟疗愈身心的旅行。

悦己经济的形态繁杂多样，但核心始终是“满足自我心理愉悦”，主要呈现为三大方向。

其一，以睡眠、疗愈、轻养生为核心的“身心健康支出”快速扩张。按摩、香薰、冥想、汤泉、情绪放松课程等服务，正从“偶尔犒赏”变为许多人预算中的固定项。美团数据显示，2024年“疗愈”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441%，印证了这类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其二，小众爱好消费崛起。《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56.3%的年轻消费者将“兴趣与情绪满足”视为重要消费动因，较上年提升16.2个百分点，且多将这一选择归因于压力、内卷与不确定性下的心理诉求。攀岩、飞盘、露营、潜水、手冲咖啡等曾偏边缘的兴趣，正进入年轻人的稳定支出清单。《中国攀岩行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商业攀岩馆达811家，同比增加175家，增幅约27.5%；飞盘、露营等项目的相关搜索量也在两年内保持高位增长。这些小众爱好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新潮与否，而在于不依赖外部评价、不追求情绪峰值，通过持续参与带来低强度却可延续的满足感，为个体提供可控的心理支点。

其三，私人即时满足与集体情绪共同体并行。一端，甜品、香薰、盲盒等小额高频的情绪调剂商品持续热销，被称为“年轻人续命三件套”，用于缓解当下的疲惫与空虚；另一端，演唱会经济将悦己从个人日常推向公共场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简报显示，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达616.55亿元，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贡献324.48亿元，占比超五成；围绕演出形成的“票根经济”与文旅消费，成为情绪经济火热的重要支撑。

陪伴经济：从情感需求到商业赛道

随着“AI陪伴”进入公众视野，人们才意识到，“陪伴”早已超越情感话题，成为一门成型的生意。事实上，在AI普及之前，围绕孤独、陪聊、情感支持展开的“陪伴经济”，就已探索出成熟的商业化路径。

最直观且稳定的形态体现在宠物经济中。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接近3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除食品、医疗等基础支出外，越来越多消费流向互动玩具、宠物摄影、纪念服务等陪伴类场景。宠物在许多家庭中，已不再是单纯的“饲养对象”，而是承载情感、具有高度黏性的长期陪伴者。

另一路径是情感支持与心理健康服务的日常化。如今，大众对心理求助的接受度显著提升，互联网更降低了服务使用门槛——对许多人而言，线上咨询比走进线下咨询室更容易迈出第一步。中国心理学会与行业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约65.7%的心理咨询通过视频或语音完成。从全球范围看，心理健康服务产业正加速产品化，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与Grand View Research测算显示，2024年全球心理健康类App市场规模已达60亿美元量级，预计2025年突破70亿美元，年均增速维持在15%左右。

AI陪伴的兴起，成为陪伴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分支。2025年初，中国AI情感陪伴类应用月活跃用户规模已达数千万级；美国Common Sense Media调查发现，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会与AI进行重要对话，部分场景下频率甚至超过现实朋友。

需求爆发的同时，风险也随之显现。2025年国内首起AI陪伴类应用涉嫌传播淫秽内容的刑事案件，让行业问题首次进入司法视野，AI陪伴的内容边界、情感依赖及平台责任，引发严肃公共讨论。《金融时报》曾刊载英国学者联名公开信，提醒将AI描述为“富有同理心”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低风险场景下的情绪回应或许无伤大雅，但在心理辅导、医疗咨询等高风险场景中，模拟的共情易让用户产生信赖错觉，放松警惕。学者们基于15万次AI参与的临床咨询对话分析强调，同理心不可安全外包，“真正的照料必须由具备判断能力与责任主体的人承担，而非系统替代”。

2026年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征求《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界定“AI伙伴”“AI陪伴”等产品，提出连续使用时长提示、极端情绪场景转接人工干预等要求。未来，如何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守住伦理边界，将决定陪伴经济尤其是技术加持下的陪伴经济能走多远。

愤怒经济：被放大的负面情绪资源

“愤怒”及相关负面情绪，正成为最稳定、最易被放大的情绪资源。作为情绪经济中更隐蔽、灰色的部分，“愤怒经济”的影响早已渗透日常生活。

202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愤怒诱饵”（rage-bait）评为年度词汇，指出社交平台上，刻意激起愤怒、对立与羞辱的内容正系统性获得更多传播。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杰弗里·M·贝里与莎拉·索比拉杰在《愤怒产业》中就指出，“愤怒”已从政治表达形式，演变为稳定的媒体生产模式——通过夸张、羞辱、道德对立、持续刺激吸引注意力、锁定受众，形成可预测的商业回报。

这一逻辑在算法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多项实证研究表明，愤怒比其他情绪更具传播优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分析数千万条社交媒体信息发现，带道德愤怒色彩的内容，传播速度与范围显著优于中性信息，用户表达愤怒时的转发、互动概率明显上升；剑桥大学研究也指出，推荐算法易将愤怒识别为“高互动价值信号”，给予额外曝光。

平台并非刻意“制造愤怒”——算法本身无法理解情绪的社会后果，仅对点击、停留、评论、转发等“注意力反馈”高度敏感。例如Meta内部文件曾提及，带有愤怒表情回应的帖子传播范围更广。久而久之，系统逐渐适配出“最值钱”的情绪类型，愤怒成为被反复验证的有效策略，广泛应用于娱乐、消费、直播及热点事件传播中。

这种逻辑进一步渗透商业实践：短视频平台上，制造冲突、羞辱他人、放大不公的内容更易被完整观看；直播带货中，愤怒与焦虑被用于制造紧迫感，“再不买就下架”等话术往往比理性介绍更有效。

愤怒本身具有正当性，但当它被嵌入算法推荐与商业激励体系，便会遵循类似盲盒、抽卡的强化逻辑——通过反复制造情绪波动（期待、失望、反转、再期待）维持用户参与。心理学将这种模式称为“变动比率强化”，即回报不稳定但偶尔出现时，最易让人陷入沉迷。这一概念由心理学家B.F.斯金纳提出，后广泛应用于博彩、电子游戏研究。当这种机制与算法、变现结构绑定，愤怒便不再只是立场表达，更成为可重复调用的价值资源，被不断激活、放大，形成稳定运转的“愤怒经济”。

情绪经济的未来：机遇与隐忧

随着情绪经济成为主流消费逻辑，其复杂与矛盾的一面也逐渐显现。正如批评者所言，当自我情绪价值的供给被系统性交由市场，很容易滑向去政治化、去公共性的“自我管理方案”。

美国诗人奥德丽·洛德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照顾自己不是纵容，而是自我保存，这是一种政治行动。”她认为，关注自身精神状态，是在偏狭社会结构中保存身心、积蓄能量的方式，而非单纯取悦自己。但《卫报》2017年一篇评论直言，洛德的概念已被当代消费文化“挪用”——自我关怀原本是应对结构性压迫的生存策略，如今却被简化为可购买的生活方式选择，剥离集体处境，只剩高度个人化的姿态。情绪层面的自我关怀（self-care）被“彻底去政治化”，不再意味着拒绝过度劳动、建立支持网络，而是被具体化为泡泡浴、果蔬汁、瑜伽课程、冥想APP等“看似积极、实则私人化的消费实践”，沦为“及时行乐的升级版”。

提出“情感资本主义”概念的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对这一转向有更系统的分析。她指出，当情绪管理、心理修复被高度商品化，个体易被引导着“调整自我”，而非质疑制造焦虑、倦怠、不安全感的社会根源。在这种逻辑下，情绪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个人课题，而非公共议题。情绪经济虽能短期提供安慰，却可能将结构性问题内化为个人责任——不快乐，仿佛只是因为没选对产品、课程或生活方式。

政治理论家琼·特朗托在《关怀民主》中写道：“把关怀私有化，意味着把脆弱性从公共议题转化为个人负担。”因此，情绪经济的风险不在于人们追求舒适与快乐本身，而在于这种追求被不断局限于个人层面，且主要通过消费实现。若幸福被理解为可间断购买的“小确幸”，他人处境、公共制度、集体责任便易被视为无关的“外部变量”。

从这一视角看，情绪经济的未来边界，不在于市场能创造多少新的安慰形式，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直面这些情绪背后的共同处境。否则，当消费成为情绪宣泄的唯一出口，情绪在被反复调用、放大的过程中，反而会脱离原本的经验语境，走向扭曲、夸张甚至极端化。

不过，罗兰·拉斯特与黄明晖对情绪经济的判断，并未止步于风险警示，更蕴含着变革性的乐观——情绪并非只是被消费、被剥削的对象，更预示着劳动力端长期被低估的感受能力，正迎来价值重估。

在他们看来，情绪经济的深远影响，未必先体现在消费端，更可能重塑权力与能力结构。“感觉经济的一个重要结果，可能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系统性上升。”两人在《感觉经济》中直言，当AI逐步接管“思考任务”，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转向共情、沟通、关系维护等长期被视为“软技能”的领域。即便共情能力的个体差异不大，但在市场机制中，微小的平均差异也会被持续放大，最终体现在职业分布与组织层级上。美国劳动力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早在AI全面渗透前，高度依赖社会互动与情绪判断的高技能岗位，女性占比就已持续上升。

因此，我们不应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受益者，局限于“冷冰冰的理性机器”。当感觉成为稀缺资源，理解他人本身，就会转化为不可替代的经济价值——这或许是情绪经济留给未来的最大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