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当下中国大城市里的“70后”“80后”世代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教育的内卷。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了，教育却更加内卷？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学习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辛苦？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路径依赖。中国“70后”“80后”中的成功者笃信读书改变命运，他们中成功大学毕业的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和房地产繁荣期收入得以增长，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也因此相信下一代的成长轨迹应该类似，舍得为教育投入，变相加剧了教育的内卷。其次是经济的高速追赶期结束了，进入转型期。转型期的就业难，学位贬值，考研、考公成为毕业的“标配”，内卷的氛围从高中传入大学，就业市场中“拼爹”成为常态。

为什么会这样？《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分析师Boden/著，紫云文心•开明出版社，2025年8月）开启了时光机，帮助我们穿越到30多年前的日本找寻答案。

一、日本“团块次代”的教育内卷与就业困境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团块次代”进入职场。“团块次代”是“70后”世代，是出生于日本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第二代婴儿潮，父母是“团块世代”（因多住在政府修建的公寓楼团地中得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一批受益者。“团块次代”人数众多，是需要争夺稀缺教育资源的一代，也是人数过剩导致内卷的一代。

父母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为下一代规划人生，在教育竞争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日本社会流行“四当五落”的论调（每天睡四小时能考上心仪大学，五小时就会名落孙山），母亲为孩子备考尽心尽责；父亲再忙碌，只要家里有孩子备考，公司也会催其早点下班帮忙补习。高考放榜时看榜的都是父母，担心孩子因压力过大想不开。

然而，“团块次代”进入职场的时间点，恰好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原本火热的就业市场急剧冷却，高薪的金融、地产等行业风光不再。1994年至2004年，整整10年的就业冰河期，让一整代在教育内卷下成长的世代沦为“失落的一代人”。

尽管日本政府随后推出乡村大基建、大学研究生扩招、公务员岗位扩招等措施，但“团块次代”最终还是活成了“不能被社会理解、也无法和自己和解的一代”，甚至父辈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为不努力，认为他们是垮掉的“70后”。当时日本还出现学历贬值问题：一面是高学历贫穷，另一面是大企业好工作由二代承袭，1998年《日经新闻》分析显示，企业二代在当年大企业新招员工中占比高达五成，阶层固化浇凉了人们“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

二、日本经济转型的教训与经验

2025年9月，日经指数创新高，失业率处于低点，就业市场成为乙方市场，应届毕业生挑拣雇主，重现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光景。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完成制造业出海与服务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就业市场从追逐金融、地产超高薪转向稳定再到多元，从工科主导型社会转向多元化社会，新中产多来自消费、设计、营销、服务等新兴行业。但在这场转型中，“团块次代”成为了牺牲品。

中国与过去的日本有本质不同（如1990年代日本人均GDP超3万美元，中国目前约1.2万美元），但正经历相似阶段：从老龄化迈向深度老龄化、生育率过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探索经济新抓手、出海热潮等，日本经验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一）经济转型：人口结构与科技变革的双重考量

长期来看，人口结构是影响经济的关键因素。二战后195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催生“团块世代”，二十多年后其结婚生子催生“团块次代”。日本政府曾预期1990年代每年出生160万人，但整个1990年代仅出生1100万，人口进入长期螺旋下行轨道，2024年新生儿首次跌破70万。

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策选择“保企业、保现有就业”，牺牲了“团块次代”，导致僵尸企业横行、银行坏账掩盖、新兴产业投资不足。海量资金用于救助企业而非科技发展，不仅推迟金融危机（2006年银行坏账危机暴雷），还断送了日本高科技产业未来，1990年代半导体/手机/互联网革命中，东芝等日企因消极投资被韩国超越，消费电子产业衰落。

政策还存在“重短期应急、轻长期战略”问题，如1992-1995年实施六次乡村大基建，新增40万亿日元项目，导致1999年地方债务达180万亿日元（1989年的三倍），且1995年已发现基建刺激效果微弱却挤压民生建设。此外，1990年代全球从化学药向生物医药转型，日本因医疗控费改革导致新药研发负增长，生物医药领域溃败。

（二）老龄化应对：医疗改革的成功实践

2020年日本医疗改革成效显著：医保药品支出仍未超10万亿日元（1990年以来增长不超一倍），而30年间老龄化程度翻三倍。其成功经验包括：

- 分级诊疗与康养双轨制：区分老年人与普通人就医，完善分级诊疗和居家/社区养老体系，缓解老龄人集中就诊冲击；培养药剂师作为“第二医生”，形成诊所药店复合体模式，2022年日本有11万家私人诊所、6万家药店与8000所医院。

- 制药业整合：医疗改革初期以控费为核心，导致制药业创新不足、小厂林立（超1000家），后期通过整合形成约100家寡头企业，提升收入集中度，推动行业重生。

- 医保支付改革：建立国民护理保险制度与DPC（诊断群分类）支付制度，打破医院与老年病患利益共同体，考核病床使用效率（高效奖励、低效买单），控制医保支出，但也导致新冠期间医疗资源冗余不足、医师崩溃。

医疗改革为日本经济多元化转型奠定基础，2010年后零售、信息、医疗三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年均增长7%。

（三）产业升级：从工程师立国到多元化社会的出海之路

过去30年日本最大成功是出海，2022年海外资产达418万亿日元（接近国内资产545万亿），相当于“海外再造一个日本”。1994年是日本出海元年，其模式与中资类似（新兴经济体建厂、与欧美竞争），但分三步走：

1. 围绕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扩散影响力；

2. 利用优势产业带动全产业出海；

3. 打造品牌文化壁垒提升产品溢价。

核心是产业链抱团出海，国内保留高利润产能，海外订单反哺本土供应商并带动其出海，形成正循环，助力中小供应商生存发展，培育隐形冠军企业。

日资出海经验对中资的启示：一是制造业出海黄金期约10年，需警惕新兴市场产能替代（如中国消费电子企业曾打败日企）；二是品牌出海阶段服务业出海会起飞，2000年后日本加大海外非制造业投资，推动经济从工程师立国向多元化转型。如今日本股市市值前四大产业为工业、消费品、信息产业、医疗健康（占65%），金融仅8%、地产不到2%，服务业与多元产业发展是转型成功标志。

中国数字经济出海具有独特优势：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生态（超级APP、电商物流、短视频经济）、制造规模与柔性供应链，Temu和Shein等新模式涌现。未来需连接数字经济经验与制造优势，推动全球数字经济跨越发展。

三、四点核心启示

1. 房地产引擎熄火后，需完成制造业出海与服务业升级，前者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后者决定高质量就业创造，两者共同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2. 处理经济转型与人口结构转型交织期的社会问题（老龄化、少子化财政压力、地方债务、阶层固化等）需持续改革，虽可能有失误，但成果将为社会多元发展奠基。

3. 中国需避免日本“救经济错过技术大潮”的错误，中美仍是AI浪潮主要参与者，但AI可能颠覆消费、设计、营销及码农等岗位，给多元就业转型带来新挑战。

4. 出海是经济转型重大机遇，尽管逆全球化背景下阻力不小，但中国数字经济模式出海较日本供应链出海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