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州人，在广州过年，最近对社会转型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虽然这个词总是在各种地方被提起，我也能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但是于我而言，这也只是众多词语中的一个而已。
直到最近开始看社会学理论的书籍，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我所身处的社会时，才逐渐感受到我们身处一个社会强烈转型的时期，而这种转型带来的撕裂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身处其中的人也难免身陷时代的漩涡。但对于这样的难题，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很系统的解法，不过在广州有一些可以借鉴参考的经验，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丝找到答案的线索。
社会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分别是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那么社会转型会对这两个因素产生些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最明显的影响便是社会结构的松散和代际的鸿沟。
一、社会结构的松散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受到地缘关系的影响，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频繁地互动，亦即是费老提到的熟人社会，要离开是极为困难的，但社会的发展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及便利，这就让原来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
从上述关于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中可以看出，稳固的社会结构有两个好处，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强连接，二是规范的强约束力。而社会结构变得松散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减弱，从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
这在乡村社会里讨论的很多，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其实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例如，虽然城市本身就没有熟人社会，所以可能会被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化对城市里生活的人影响并不大，但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仅影响的是社会支持，也影响人的沟通能力。
人与人之间联结减弱使得沟通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也就使得沟通的意愿与能力不断降低，使得不仅是由于地缘、血缘的关系，更是因为个人自身的原因导致了原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变得困难，取而代之的是冲突、矛盾、戾气越来越多，最终容易导致城市失去了韧性与活力。
另外一个是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从帕森斯的理论可以看到，紧密的社会结构使得规范能内化到每个人，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未必如理论所描述的那么极致，但亦不能否认规范对人行为的约束。
社会结构的松散使得规范的内化程度减弱，监督遵守规范的能力也减弱，导致了规范的约束力减弱。在城市中体现为极大的治理成本，例如在广州的电动车治理，对于治理法规政府已经更新了数个版本，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仍然未见起色。
就像最近在越秀区的惠福东路翻新了一条特色的“书坊街”，引入了很多商户经营，然而这条街道虽不长但连接了大南路与惠福东路两条主要的马路，若不从书坊街中通行便要绕一个大圈。
以前还没翻新时，街道的人流量不大，但翻新后人流量倍增，使得人和电动自行车的矛盾越发突出，而且为保留书坊街的特色，路面保留了原来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因此并不适合车辆在上行驶。于是管委会便禁行电动自行车，一开始是用石墩子把出入口拦着，但到晚上便被移开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依旧无碍。
后来利用“人+石墩子”的模式，能起到作用但是成本太高，而且只要人离开了便会恢复如旧。最后只能装上护栏，仅让行人通过，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但牺牲了街道的风貌，一排护栏看过去十分突兀。而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当电动自行车的矛盾越发明显后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当规范的约束力减弱，又没有来自群体的监督，那么对人行为的约束就不得不依赖政府，这就导致了政府不仅要花费巨大的治理成本还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成果。
二、代际的鸿沟
除了社会结构外，人的意志也受到了影响。人虽然存在“自我”，但是这个自我是需要参考系的，例如米德和布鲁默认为的互动中的他人、戈夫曼理论里的“剧本”，舒茨的手头库存知识及加芬克尔的“常态”等。
在熟人社会时期，社会的变化不大，这些参考系较为稳固，然后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在费老的笔下被描述为“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
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而社会的发展使得知识迭代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甚至有些经验还没来得及沉淀便已成为了“过去”，以往稳固的参考体系开始崩塌。而这种参考体系的差异就会给相互沟通带来很大的障碍，典型的如与上一辈的沟通。
父辈们成长于变化相对缓慢的社会环境，过去稳定的参考体系对他们的自我依然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使得他们往往倾向于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规划下一辈的人生，认为沿着他们走过的正确路径就能获得幸福和成功。
然而，年轻一代则成长在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他们很难去继承过往的参考体系，因为很快就会发现会与自己身处的环境不适配。这种参考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代人在沟通时常常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相互都觉得对方不能理解自己，实际上可能是大家对事情理解的参考系不一样。这其实也是逐渐失去了舒茨所描述的主体间性，在舒茨看来，当主体间性完全地消失时，社会便不会存在。
三、大佛寺咖啡
以往的社会转型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未解决，但我们却面临着人工智能崛起所带来的更猛烈的社会转型，马斯克形容其为“超音速海啸”，表明了其速度之快及破坏力之大。由于最近阅读的书籍使我总是对社会转型有些思考，某天走在路上抬头发现我似乎就身处一个传统与现代能较为融合的环境里。
如果有去过广州的老城区里看看，就会发现传统的建筑与现代建筑就是互相挨着的，但也并不突兀。就如北京路的大佛寺，据说始建于南汉时期，翻新后依然保留了古色古香的风格，但在可能只有3-4米的马路对面就是广百商业楼，一座传统的宗教建筑与一栋现代商业楼就这么近距离地对视，但却又不会让人觉得诡异。
虽然以往总说“佛门清净地”，但在那里大家似乎也不太在意。大佛寺的门外可清净不了一点，因为广百总是会在那里举行很多商业活动，有明星站台、快闪店、促销活动等等，但这也没有影响到大佛寺本身或者大家对大佛寺的看法，那里的香火依然鼎盛，寺庙里是宁静与庄严的氛围。
广百的活动和大佛寺的热门打卡点都能为对方吸引很多人流量，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不仅没有产生冲突，反而还能相互支持着发展。更为奇妙的是，在大佛寺的内部还建立自己的咖啡IP，就叫做大佛寺咖啡，在抄经处的旁边，于是乎就会看到有些人一边喝咖啡一边抄经书的景象。
这样的情景在广州并不是个例，还有的像是永庆坊，当初永庆坊的开发存在着两个痛点，使得开发企业换了又换，开发进度一拖再拖。其一是永庆坊有很多历史建筑，这样遗产要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不受到破坏，其二是要如何安置原住居民。
最后解决方案的核心做法是让专家与群众全过程参与开发建设，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建立重大事项专家论证机制，让规划、建筑、法律、文博、非遗等领域专家参与到开发过程中历史遗产的保护。此外，还建立了共同缔造委员会，成员由政府、居民、商户、专家、律师、媒体等多方组成，通过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讨论、民主协商，从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都让公众参与进来，最终实现了多方的共赢。
四、大师怎么看？
在社会学理论的世界里，社会结构与人的能动是经典的讨论话题，古典时期以讨论社会结构为主流，像是涂尔干的社会团结，认为传统社会是属于一种机械团结，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同质性高，彼此之间的关联度弱，社会结构的维持依靠的是共同的信仰和感情，而到了现代社会则会发展成有机团结，由于职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差异性高，生活需要彼此依赖，集体意识也开始松散，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从遵从宗教信仰转变为遵从职业伦理。
在涂尔干的《自杀论》里，认为人的自杀行为也是受社会结构影响的，例如在传统社会的高度整合就容易导致利他型自杀，而现代社会的松散就容易导致利己型自杀、失范型自杀。
相似的划分方法还有滕尼斯的社会与共同体，但与涂尔干的结论却又相反，滕尼斯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共同体模式，人们因血缘、地缘等关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彼此的关系紧密牢固。而现代社会则是社会模式，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是人为的、机械式的结合。
帕森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整合，他将人的行为分成五组变项，分别是①情感—情感中立，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③普遍主义—特殊主义；④继承—成就；⑤特定—宽泛，认为人每次采取行动时都必须在这五组互斥二分的可能选项当中进行选择，例如在共同体里的行动类型就是：情感+集体取向+特殊主义+宽泛，在社会模式里的行动类型就是情感中立+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特定。
当然，帕森斯的理论并不止于此，对于社会结构，他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而在这个总体的社会系统中包含着四类子系统，每类子系统分别对应一种功能，经济子系统满足适应功能、政治子系统能满足目标达成、社会共同体子系统能满足整合功能、文化子系统满足价值维系的功能，亦就是帕森斯提出的AGIL模型。
这些理论发展使得看不见的社会结构逐渐变得清晰，然而这些理论在后来也备受争议，因为存在一个难以抹除的局限便是忽略了社会里“人”的因素。
如果将社会结构具有决定性的理论放在一端的话，那么另外那一端便是诠释取向的理论，这些理论更关注人的能动性，典型的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有米德、布鲁默和戈夫曼，米德认为自我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构建的，通过互动获得对角色的理解以及反身性，因此自我并非固定、坚不可变的，而是通过根据与他人的互动而不断界定与重新界定出来的。这打破了长久以来人只能被动受社会结构影响的看法，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布鲁默认为人的行动基于意义，意义来源于人与人的社会互动，而意义会在诠释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来并改变。相对于帕森斯认为的规范和价值都是通过社会系统内化进个体当中，而内化过程是一个只会从社会流向个体的单向线性的过程，布鲁默则偏向认为并不存在这个单向线性的过程，因为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同的社会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构造，因此诠释便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社会成员对社会变革过程会有不同的诠释，会相应地有不同的行动，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基于人们的联合行动而形成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结构。
符号互动的理论都比较强调自我，这在戈夫曼的拟剧论里被解释得更加细化，他认为人的行动实际上分为前台与后台，在前台是按照角色剧本进行演绎，而后台是可以休息放松、展露自我的地方。他将行动描述为完全的自我呈现，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所以需要在与观众不断地互动中获得反馈及修正。
然而过于强调自我的话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社会上实际存在的秩序与规范，于是在学界上又做出了一些理论补充，首先是舒茨提出的主体间性，若如符号互动论强调那样对每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那么实际上大家是很难以互相沟通的，因此舒茨认为，实际上是存在着主体间性，面对着同样的情景，别人在我的位置所作出的诠释会和我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并会做出同样的行动。
而这样相互理解得以实现是因为我们共享着手头库存知识，手头库存知识来自于常识、经验、代际传递等等，使得人们在面对同样情景时，可以检索手头库存知识进而进行诠释后再决定行动。
而对手头库存知识作更进一步深化的便是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学，加芬克尔认为像是帕森斯那种顺从着社会系统提供的、为了维系社会功能的规范而行动的看法，实则是将社会上的人视为“文化呆瓜”。他认为实际上人遵循的并不是外加的规则，而是常态性，这种常态性来自于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所以对于社会秩序，重要的不是涂尔干或帕森斯不断强调的道德或规范的约束力，而是日常的常态性。有这种常态性才是人们参照的规范。
可以看到，虽然不同的社会学家可能所秉持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有时是相反的，但是正是这样的讨论使得社会理论不断地发展、细化，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方法与角度去理解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我们并非要深入解释某个理论，或者比较哪个理论更具解释力，而是想从理解角度解释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和人这两个重要影响因素。
五、结语
虽然广州这些案例可能只是解决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里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对于社会转型我们依然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形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广州这些经验里找到一些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包容性，广州的包容性使得这座城市能容纳下千姿万态，其实不仅是在空间维度上，在时间维度上也是的，广州不像是一座有着规律作息的城市，而是不同群体都有其生活的时间节奏，不同的时间段去看会发现不同面貌的广州，这使得广州这座城市拥有了些韧劲，就像生态系统理论所说的，系统里的多样性越强，生命力就越强。
此外，是愿意以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根据之前的理论可以看到，社会转型导致参考体系的崩塌使得沟通变得异常困难，所以用沟通协调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会是一件看起来成本很高但收益不清的事情，这样也会使得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沟通。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沟通才能把参考体系重建回来，不断地去对齐去丰富它，才能正在地把问题解决，就如永庆坊的经验，这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而且广州依然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但是我相信能在广州找到经验，就能在广州发现答案，也能在广州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