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 “透明不透气” 状态，正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写照 —— 高度系统化带来表面的 “透明”，却窒息了真实连接的 “透气”。当生活流程日益清晰可循，那份具体的、可感的、与人相连的生活质地，却在悄然变得陌生。2025 年 7 月 26 日，三联人文城市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你好，陌生人》线下活动，将 8 位作者首次聚到一起，让思想在真实时空中碰撞，试图在陌生化的浪潮中，探寻重建连接的可能。
陌生化：一场系统性的自我保护
项飙在活动开场时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书里说到的‘你好，陌生人’，不是说对不认识的人好一点，把生人变成熟人，多交朋友。我们想强调的是，目前生活中正在经历的陌生化趋势 —— 你要刻意地做一些努力，防止生人变成熟人。”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生人变成熟人之后会带来太多情绪上、情感上的 “节外生枝”，不如将生活交给系统管理更省心。
这种对系统的依赖，造就了 “透明不透气” 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像系统中的原子，在高度有序、便捷的流程中运转，却感受不到生活应有的 “氧气” 和 “尘埃”。项飙指出，这种陌生化并非偶然，而是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度绑定。自 90 年代后期起，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逐渐转向供应链的高效运作，劳动者不再是利润的关键来源，高速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才是。在这种模式下，人首先是 “流动的劳动者”—— 即刻劳动，即刻获酬，同事关系与公共连接变得可有可无。同时，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又在不断进行注意力与情绪的消费，这种经济生态成为陌生化滋生的温床。
更值得深思的是，陌生化背后并非简单的自私或态度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无力感。项飙在调查中发现，年轻人并非不愿与人交往，而是失去了解读他人的能力。“他们看不到别人在想什么，因此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绪就变得非常大，非常敏感。其实他们不想这样，内心的敏感也是痛苦和焦虑的来源，但他没有力量把自己打开，因为打开意味着不安全。” 在这种状态下，陌生感成了无力者的自我保护壳，却又与内心强烈的沟通需求形成尖锐矛盾。
从打架方式看陌生化的地域差异
艺术家刘小东分享了他对中美社会陌生化差异的观察：“农村打架都是动手的，你说他鲁莽也好；但在城市里打架是不动手的，到美国更是这样，根本看不见吵架，你可能看见的是开枪。”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关系的性质 —— 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彼此知根知底，“一看你那样子就知道你后边没人，我打你你没辙”；而在陌生社会里，“你不知道他背后他爹是谁，他二大爷是谁”，这种信息差催生了对冲突的克制与恐惧。
项飙进一步分析，美国社会的陌生化伴随着强烈的个体主义与社团主义传统。托克维尔曾描述，美国人虽强调个人边界，却能通过社团形成横向联系 ——“每根柴都是分开的，但它们会绑在一块”。这种团体性构成了公共性的基础，是不同个体间多种平等直接关系交织的结果。
而当下中国社会的陌生化呈现出不同特征：公共性不再源于个体间的横向连接，而是所有人共同面对一个强大的 “第三者”—— 比如平台。平台规定秩序与规则，提供高效明确的反馈，却让个体间失去了连接的必要。“所有人在这个公共平台上都是赤裸的，平台要把我们规定成一样的，我没有理由对你产生兴趣，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发生连接，这对我来说是麻烦，所以我要跟你保持疏远，同时我对平台形成依赖。”
代际差异：从知识到处境的认知转变
导演李一凡在川美教学时发现，疫情期间上高中的新一代学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他们会非常看重网络的现实，不觉得物理世界就是我们的现实，反而认为物理世界充满了谎言，网络世界里才有他的朋友、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 有个学生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梦中去买苹果，店里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苹果，只有桃，双方掰扯了半天。这种对认知差异的强烈表达，折射出年轻人对自身处境的独特感知。
“我们这代人看萨特、看存在主义，那些都是知识，我们会有一种冷漠；但这些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处境，这是非常大的不同。” 李一凡的观察得到项飙的认同。项飙认为，这种处境意识本身蕴含着新的创造力：“如果对这个陌生化本身直面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新的力量，就有转变的可能。虽然你前面的行为很怪，不跟其他人交流好像是很陌生化，但这恰恰是对处境的回应。”
劳动者的原子化：从杀马特到提桶跑路
李一凡在珠三角的调研揭示了工人群体的深刻变化：与七八年前相比，工人工资变化不大，但劳务中介数量激增了 10 倍以上。这与生产方式的转变直接相关 —— 工厂更愿保持少量正式员工，有大订单时再招临时工，导致工人与工厂、工友之间的关系极度脆弱。“工厂里有任何一点不舒服，比如空调温度有点高，我就不干了；工作时间需要站着，我想坐着，也可以不干了。” 这种 “提桶跑路” 的常态，让工人群体比以往更加原子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共同体的瓦解。七八年前，杀马特群体能凭借共同的审美形成情绪共同体，进而发展为价值共同体，这在今天已成为奢望。“如今建立情绪共同体不难，特别在网络上或业余活动中，但做一个价值共同体其实很困难。” 李一凡分析，现在的工人构成复杂，有读过大专的、本科生、中职生，也有农民工子女，彼此缺乏共同常识，生活习惯差异大，难以形成真正的连接。
保安群体：秩序维护者的困境
社会学家何袜皮对保安群体的追踪研究显示，尽管疫情期间保安承担了远超其社会地位的管理职责，但疫情后又回归到卑微的职位。2017 年她调研时发现的社保问题，多年后依然存在 —— 保安工资仅 4000 出头，扣掉社保后收入更少，公司则通过让保安自付 30 元购买意外险，将风险转嫁给个人。
保安行业正呈现三大趋势：老龄化（很多小区保安全是 60 多岁的老人，“三个保安凑不齐三颗牙”）、科技化（高端小区对封闭性要求更高，依赖监控系统）、网络化（管理外卖快递成了主要工作）。何袜皮观察到一个细节：越是高端小区，保安越不仅是维护安全，更是在 “捍卫纯净性”—— 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划分 “自己人” 与 “外人”，行使排斥 “非自己人” 的职责。
重建附近：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实验
规划师刘悦来在乌鲁木齐的 “游牧” 实验，为打破陌生化提供了一种可能。他通过微博、小红书发布当地居民的生活细节 —— 比如老旧小区垃圾桶旁树上挂着的儿童手工玩具，引发线上共鸣后再组织线下活动。这种低成本的连接方式，在一年半内吸引了 300 多名当地青年加入，完成了六七十个社区微改造。
最动人的是其中的人际流动：一个本要去欧洲读书的姑娘看到倡议后，直接飞到乌鲁木齐加入；当地设计院老总主动邀请她住到家里，“大家都不太认识，但因为一件共同要做的事情，互相释放善意”。刘悦来认为：“我们在完全陌生的状态，也可以通过非常个人化的社交平台去重构我们的附近。” 这种善意互动，比在上海做社区花园时更加深刻。
形式主义的内卷：维护秩序成了目的本身
项飙在总结时指出一个核心矛盾：“现在我们做的大量工作，是在维护工作的形式和秩序，不能问这个事有什么意义，问的话你就是老派，太接近事情本身了。他要的就是不要接近事情本身，要跟事情本身做一个平行世界，在这样的平行世界里面大家能够有秩序地生存、挣扎、烦恼。”
这种对形式的执着，导致了 “共同价值下的无价值共同体”—— 所有人都信奉相同的成功标准，却无法形成真正的情感连接。“你卷就说明大家都信一个东西，都是要争一个东西，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高度一致。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高度可预测，家长会告诉你，‘步步不能落，一步落就是步步错’。”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好，陌生人》的探讨更显珍贵。它不只是呼吁对陌生人友善，而是提醒我们：在系统构建的透明牢笼中，依然可以通过具体的、微小的连接，为生活注入透气的缝隙。正如项飙所说：“社会修复不是短时间对某一个病症的修复，它更像中医说的要重新去培元气。” 这种元气，或许就藏在那些刻意为之的相遇、突如其来的感动，以及对 “附近” 的重新发现之中。